对于生活在三和的“90后”和“00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期望。从三和青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最初对社会、对工作、对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如果大城市没有排斥这群人，他们可能不会聚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边缘的城中村里。甚至可以认为对三和青年而言，没有排斥，就没有抵制。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之所以成为躯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期望难以实现。他们最大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相当难以实现。毕竟，中国的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是脱节的，尤其是本应伴随着城市化的市民化进程更是极其缓慢，并非是今日的中国没有经济能力解决市民化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其后果则可能是遭到社会发展滞后的报复。可以预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负面作用必然难以消除，其中典型的影响就是当下农民工职业化的严重滞后。农民工职业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在三和青年中，这一点尤为突出，真正接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职业技能的青年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当然，有职业技能的年轻农民工沦为三和青年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可是，对于没有职业技能的“90后”和“00后”农民工而言，一旦他们出现懈怠和厌倦情绪，就更容易陷入困境。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三和青年职业变化以及在工厂内表现的观察不足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对于三和青年来说，他们来到三和之前的经历与所受影响是不可忽视却又无法直接观察的。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只是少数三和青年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而大部分三和青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这与他们的父辈是相似的。可惜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给三和青年带来理想的生活，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职业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之痛。
